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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商设计师 华罗庚曾两次加入国民党，还介绍了诸多西南联大的教授加入国民党

《上海书评》1月13日所刊张荣明先生《究竟是谁向蒋介石提建议》一文电商设计师，是对陈克艰先生商榷文章《陈寅恪不会这样建议》的再回应。张荣明先生在文中仍然倾向于认为向蒋介石进言成立“科学青年团”的是陈寅恪而非华罗庚，且列举了他之所以如此认定的种种理由。其中重要的一项即是，几本有关华罗庚的传记或纪念集，均称华罗庚当年“对当时国民党的倒行逆施，恨之入骨”，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也是深恶痛绝，因此他不可能向蒋介石提出如此建议。

然而，须知时代总是在变化的，许多人都会因应历史的氛围而调适自己的认知，对自己当年的所思所言有不同面向的重新建构，这常常形成一种历史的“后见之明”。

华罗庚当年虽然在一定时期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有着不满甚至憎恶，但我们切不可忽略他也曾有相当长的时期是与国民党走得比较近的。华罗庚不仅在北伐时期（1926年）即加入了国民党，后来虽因未登记自动脱党电商设计师，但西南联大时期（1942年），他由朱家骅（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）介绍又重新加入国民党。

华罗庚在写给朱家骅的一封信中言辞恳切，颇有拳拳报国之心：“遥颁大教，语重心长，谋国之忠，垂念之切，跃然纸上。罗庚敢不奉教，今后当体念国父遗教、总裁训诲，以追随先生为党为国，尽其绵薄……今常戚戚，愧为国父信徒。今先生振聩启蒙，使罗庚得生新机而还旧识，感激之殷，有若拨云霓而见天日者……”（《华罗庚致朱家骅函》1942年12月19日）这里的华罗庚显然不仅没有反感蒋介石的意思，甚至还希望能够认真领会“总裁训诲”。

入党之后，华罗庚热心党务，介绍了诸多西南联大的教授加入国民党。后来，华罗庚还写信给朱家骅，主动提出希望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。华罗庚在写给朱家骅的信中说：“自去年先生重介入党以后，每思有以报党之道……是以苟能来渝聆训，饱识时宜，或可为党尽一分力量，而不致徒为挂名党员而已也。”（《华罗庚致朱家骅函》1943年8月7日。以上所引信函俱出自“朱家骅档案”，均参见王奇生《革命与反革命：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245-247页）1943年11月，华罗庚进入中央训练团受训。受训期间，他多次就党团问题与党国要政，向朱家骅积极进言。

由此看来，华罗庚当年对党国的事务，其实还是相当热心的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极有可能“曾建议蒋介石成立科学青年团”。不仅是陈寅恪，当年许多圈内人应该都知道华氏进言的内情。当年负责给这些入党教授写推荐信的是联大历史系教授姚从吾（时正负责联大三青团团务），姚从吾在给朱家骅的信中称华罗庚“原为吾党老同志，近闻上书总裁，条陈青年问题，（闻之于兆民兄），颇蒙奖许”（《姚从吾致朱家骅函》1942年11月28日，引自王晴佳《学潮与教授: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》，《历史研究》2005年第4期。另前引王奇生《革命与反革命》对此也有论述）。看来，华罗庚曾进言蒋介石，是确凿无疑的事情，而且他所谈的恰是“青年问题”。姚从吾所言虽没直接点出华氏谈的是成立“科学青年团”，电商设计师但至少表明华罗庚与蒋介石之间很早就有了交道，且蒋介石对华罗庚关于“青年问题”的建议颇为欣赏。

华罗庚对青年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，不仅有此上书蒋介石谈“青年问题”的行动，且后来还一直对“青年问题”有所关注。1946年华罗庚访问苏联之后，对苏联青年的科学研究印象很深，归国后他对记者介绍道：“苏联青年研究教学的风气极盛。例如高加索大学二千学生中念数学的有六百个。莫斯科大学数学的学生估十分之一。”（陈平《华罗庚》，载《科学时代》1946年第7期）又认为苏联是“最配”学数学的，“因为他们懂得数学，更懂得政治，他们的数学与政治哲学的姻缘是很深的”（同上引）。另一篇报道也透露，华罗庚对苏联的专门科学训练十分羡慕：“苏联的学生受过十年中小学教育后，入大学即受专门训练，当时他们正在宣传‘新的五年计划’，苏联正有大批的专门人才从事这个工作。”（赵浩生《天才数学家华罗庚》，载《赵浩生名人采访集》，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60-62页）

既然华罗庚重新入党后“每思有报国之道”，他研究苏联的做法之后建言成立“科学青年团”也是很有可能的。成立相关的科学研究机构或者团体，是华罗庚一直以来的愿望，在其所撰《论‘迎头赶上’》（《民主与科学》1945年第1卷第4期）、《科学教育的新工具》（《教育通讯月刊》1946年第1卷第1期）等文中，华氏都表明了此种观点。华氏曾经甚至有比较具体的构想：“应设立一研究运算之机关，或附设于国防机构中。如日本即隶属于海军部，或与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合筹，或另立新机构，均无不可……”（华罗庚《科学教育的新工具》）诚如陈克艰先生所指出，“以华罗庚对科学的热爱和对政治的热情，而有‘科学青年团’之设的建议，完全在情理之中。”（陈克艰《陈寅恪不会这样建议》）

1946年8月上旬，华罗庚在庐山受到了蒋介石的召见，他再次大谈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，又举苏联为例，献言献策。事后，记者专为蒋介石召见华罗庚一事采访了他。记者问华氏：“科学与政治能否分开？”华回应道：“科学与政治实在无法分开。”（赵浩生《天才数学家华罗庚》）华罗庚似乎对蒋介石接见一事颇为乐道，1946年9月，华罗庚、朱光亚和李政道等赴美考察，朱光亚后来回忆，在赴美途中，他听到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论受蒋介石接见的情景（参见梁东元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纪实》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）。可见，身处非常年代，出于对党对国的热忱，华罗庚等人实实在在是为作为领袖的蒋介石忠心效力了的。

只是，时易世变，数年之后，蒋介石败退台湾，华罗庚投身于新时代的建设大潮，并取得了不低的政治身份电商设计师，当年他为蒋介石建言“青年问题”，进言设立“科学青年团”的旧事，自然没有多少人提及了。恐怕也只有陈寅恪先生这样始终抱有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的“边缘人”，才会对来访的竺可桢坦陈对华罗庚的负面印象——“颇不以华罗庚为然，说其过去曾建议蒋介石成立科学青年团，认其有创造能力，但其言论作风之味不佳云。”